四一按:收到张鸣教授这篇新作,我很感动。当时,我找他要一篇关于义和团的老文章以供默存刊发,我知道他博士论文做的就是义和团,他读的义和团档案、教案档案之多,当代可能没几个学者比得上。结果他直接说,我给你写篇新的,把这事讲清楚。然后很快他就发来新写的文章,我一读,顿觉清朗。过去我也读过一些义和团的论文论著,但没有一篇,能像张鸣教授这样深入浅出、娓娓道来而且胜义迭出。
都说义和拳起山东,这倒不假。但是,一般国内学者认为,义和团的源头是白莲教类的民间宗教,其实并不靠谱。不能说义和团里没有一个民间教门中人,但义和团的确不源于这些教门。台湾学者,倾向于义和团来源于乡团,这也没有太多的根据,只能说,义和团的盛期,乡团是有参与的,但他们肯定也不是义和团的源头。所以,美国学者周锡瑞,干脆把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山东社会以及文化,视为义和团的起源,这样说,保险倒是很保险,但对于希望有个踏实答案的人来说,还是失望。
说起来,义和团起初,就是一些练神拳的人。这些人品流很杂,有一般的老百姓,也有民间拳会中人,乡团的人也是有的,至于民间教门的人,个别参与进去,也不能排除,他们的源头,是一些自有师承的人。几个世纪以来,中国的北方数省,一直都存在着一些教神拳,即刀枪不入法门的人,他们被称为老师。这种功夫,其实就是一种简易法门,通过一些简单的神秘仪式,喝符,念咒,然后教人如何运气,运到一定火候,就可以排刀,即用大刀砍运气的部位,一般都是肚皮,一砍一个白印。完了,就退法,回到常人状态。当初,有人在山东大刀会里教这个功夫的时候,清政府的密探,卧底已经查明了情况。当时就有人指出,这都是假招子,刀砍不进,但用刀子一划,就是一个口子。
这种人,在明清两代间或出现,甚至闹出了义和团这样的大的事儿,到了民国,还有人干,民国的红枪会,就是义和团的翻版。但是,这种人一般都闹不大,非得学的人特别多,而且有相应的土壤的时候,才能成气候。义和团能闹大,是因为政治时事的需要,民国时期红枪会闹大了,也是因为军阀混战实在逼得北方乡村社会没办法活了。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无论在何时何地,教功夫的老师,对当地练这套简易法门的组织,都不起任何作用,根本不参与他们的活动,活动的组织者、领导者,另有其人。老师都是外地人,而组织者都是本地人,大小是个人物,但也不算是精英。所以,义和团的组织,都是一股一股的,能几个村子联合起来,就已经很了不起了,所以,大师兄,二师兄这样的领导者,就够用了。
在戊戌变法之前,练这些功夫的人,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,他们甚至也不与寻常的跟乡村教会为难的那些人结合。但是,有一个引子,把这些人引向了跟洋人作对的轨道里。这就是德国人修胶济铁路,由于牵扯面过广,德国人跟山东农村社会之间的摩擦增加。仇视德国人,进而仇视一切洋人。原本山东的教会,就跟民间社会有冲突,这回就一锅烩了。所以,慢慢的,由于刀枪不入这个法门,具有很强的工具性的威慑力,所以,一些跟洋人为难的人,也都开始习染这个法门。这就是为什么,义和团组织千差万别,杂七杂八,但唯一的共同点,就是他们的法术,不管是什么乾字团,坎字团,练的功夫,都是一个,因为就是那么几个老师,传的法,都一样。
这些习染了神拳的组织,开始并不叫义和团,叫什么的都有,其中有叫神拳和义和拳的,渐渐的,这两个称谓,流行起来。
当时凡是跟洋人作对,打教灭教的组织,都是要被清政府镇压的。保守派官员,毓贤和李秉衡主政山东时,都镇压过神拳和义和拳。在面对政府镇压的时候,这些组织,基本上是没有抵抗的,但由于很分散,一哄而散,所以,也消灭不了。
到了戊戌政变发生,西太后再度垂帘,尽废新法,大开历史倒车。但是,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跟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世界关系的交恶。在废掉光绪皇帝这个具体问题上,西太后跟西方关系到了不可挽回的境地。从更深的层次讲,当初变法,学习西方,无非是为了挽救甲午以来的亡国危机,现在尽废新法,但危机仍在,如何应对,也是西太后不得不面对的难题。尽管当时中国的洋务运动已经搞了很多年,但西太后对于洋务所知甚少,对她来说,只要能把洋人赶出去,不让他们进来,亡国危机自然就没有了。
所以,寻找对抗西方,挽救危局的良方,是摆在西太后面前的现实课题。所以,一些保守派官员,提出了“民气可用”的建议,而具体的例证,就是山东的义和拳,并且说他们有刀枪不入的法术。西太后虽说没有马上采纳,但还是为之动容的。上面一有这个意思,那么,下面马上政策就变了,所以,义和拳立刻像气吹了一样,膨胀起来。为了呼应上面的恩典,义和拳就变成了更官方化的义和团。扶清灭洋的口号,也喊得山响。
到了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涌向京津,而且到处杀洋灭教,屠杀四万多新基督教的教民的时候,这里,也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和来中国修铁路的工程师被害,或者,受到了威胁,乱子就闹大了,整个世界为之哗然。而西太后对义和团的肯定,也升了一个格,正式承认他们是义民。在此之前,西太后曾经派军机处里的刚毅和赵舒翘两人,去涿州的义和团大本营考察过,他们两人肯定了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是真的。所以,在义和团进入北京城之后,义和团被西太后安了一个大统领,就是要取代光绪的大阿哥溥雋的亲生父亲,端郡王载漪,还拨了一些钱粮。义和团也知趣地向组织靠拢,自称“奉旨练团”,所有的拳坛,都打的旗号是钦命义和团。主动到处抓汉奸,非常自觉地跟白莲教划清界限,在北京,曾经抓捕过一个所谓的白莲教团伙(其实就是些走江湖卖艺的),把人家都给杀了。
尽管,在这期间,载漪他们想的是,利用义和团逼走或者整死光绪,所以,他给义和团了一个新口号,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,龙就是光绪。西太后虽然还暂时不想如此操切,但是,在此期间,义和团是这个女人的希望,所以,任何对义和团的批评,都是不能被容许的。哪怕义和团闯祸,烧了作为朝廷门脸的前门楼子,都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。说不字的,都丢了脑袋,当时死了五个大臣。
尽管如此,西太后希望的是义和团来对付西方人,主要是军队。可这些来自乡土的拳民,最乐意打的,却是那些信教的教民,这些人,由于信教,同在一个乡土世界,已经跟他们这些不信教的,有了几十年的隔阂和冲突。教民不仅信仰跟平民不同,而且教民做弥撒,洗礼,这样的行为也为平民看不惯,特别是,教民不参与祭祖,也不为平时的迎神赛会的演戏活动交份子钱。所以,双方的冲突,已非一日。所有的教案冲突,来自平民的理由,大抵都是误会,比如说人家集体宣淫啦,比如说人家捣毁神像啦,甚至说教会育婴堂挖孩子的眼睛做药啦。但是,只要教堂被捣毁,教民被杀,闹出案子,官方在西方的干预下,最终还得让平民偿命赔钱,但却从不告诉老百姓真相,让老百姓觉得,教会的确十恶不赦,官府由于害怕洋人,不得不屈从。所以,闹一次教案,民教的仇怨就升一级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义和团运动,就是一个总教案。
需要指出的是,义和团闹大之后,由于老师当初传法,其实就是一个简易法门,即便喝符念咒,也没有多少神秘色彩。所以,闹大之后,拳民们开始自行发明创造,把喝符念咒以及运气的过程,说成是神灵附体。而拳民平时就浸润在带有宗教色彩的戏乐文化里,所以,他们附体之神,都是平时戏里的人物,特别是三国人物,西游人物,还加上八仙,以及公案戏里的黄三太和黄天霸。加上原来念咒,就是个幌子,所以,后来的的咒语,就五花八门,什么都有,跟宗教的咒语,毫不相干。拳民在上法(神灵附体)之时,还会模仿戏剧里的人物,做一些表演身段,让人看起来很滑稽。
除此以外,义和团还真没有多少宗教,甚至民间宗教色彩。在自己的团上挂上八卦的名号,什么乾字团之类,也就仅此而已了,事实上,义和团并没有把八个名号都排上,大家都一窝蜂都是乾字团,大约是感觉乾字是老大吧。剩下的,用红布或者黄布包头,无非就是借用民间的吉色。
当然,到了西太后真的用义和团来抵御洋人的时候,就不行了。无论是攻打西什库教堂还是使馆区,还是抵抗八国联军,真正能给洋人制造一点威胁的,还是清军。后来一些中国学者移花接木,把清军的战绩都安在了义和团头上,但是最终也无济于事。
特别需要说明的一点,传得很盛的红灯照,其实根本就没有这种所谓女义和团的组织,也没有女性练红灯照。所谓红灯照,就是由灯节的时候,飘在空中的那种灯,想象出来,有人想象,有少女像这些灯一样,飞来飞去,飞到外国,把洋人的首都给烧了。义和团非常保守,对女性极度歧视,义和团里的女人,比如黄莲圣母(林黑儿),不过是义和团为了对抗所谓洋人的女性法宝(传说义和团的法术不灵,就是因为洋人用了裸体女人,或者女人的生殖器),所以,找林黑儿这种船妓,最脏的女人,以毒攻毒,来对抗洋人之用的。最后对抗不了,林黑儿就被义和团抛弃,结果被洋人活捉,用来展览。
当围攻使馆到一个多月的时候,西太后已经醒悟,刀枪不入不中用了,但是,此时她已经走得太远,没法马上回头了。但是,当她逃出北京,刚到山西,勉强算脱离了危险,就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,命令清军剿灭义和团。此后,杀义和团最多的,其实是清军。这样的反噬,虽然有景廷宾带头(他其实不是正经的义和团,只是被围剿义和团的清军给牵连的乡绅),反抗了一下,基本上就烟消云散了。需要提一下的是,在义和团的盛时,由于山东巡抚换成了袁世凯,袁世凯就凭他那一万的新建陆军,就把山东的义和团赶得赶,杀得杀,都给剿灭了,所以,闹出大事的义和团,只集中在直隶和山西,主要是京津一带。
后来,干过义和团的农民,凡是没死的,一般都回归了乡土,其中不少人,甚至还都信了基督教。道理何在?给钱玄同拉车的车夫,曾经是做过大师兄,但也皈依了基督教,他说,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他们的菩萨灵,我们的菩萨不灵。
义和团没了,但那些教功夫的老师还在,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过什么杀洋灭教,他们自有自己的师承,代代相传。到了民国北洋时期的后半段,由于军阀混战极度频仍,造成了北方乡村社会的大破坏,于是,当年的义和团,又以红枪会的名目再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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