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泽民去世了,今天咱们聊一聊这位“长者”的话题。我对江泽民的印象总体还不错。他当年曾经接受过华莱士的采访。在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,只有邓小平和江泽民接受过华莱士的采访。之后的胡锦涛、习近平则完全不敢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。到了习近平时代,别说西方媒体,我看连中国媒体采访他都害怕。所以,江泽民当时敢接受华莱士的采访,那绝对是挺有勇气的。
要知道,当年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时,第一,中美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蜜月期;第二,华莱士当时采访邓小平的时间也比较短,而且说实在的,华莱士当时被邓小平强大的气场所震慑,没有提出特别尖锐的问题,基本上也就提了关于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。而江泽民接受华莱士采访时,正经历“八九”事件后,中美关系非常紧张。更何况江泽民自己也知道,华莱士一定会问非常尖锐的问题,但他仍然接受了采访。在采访中,华莱士指着他说“有人说你是个独裁者”,而江泽民还能谈笑风生。在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中,能做到这一步的,我个人觉得,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,也是非常少见的。
江泽民人已经去了,今天我就来讲一讲,江泽民主政十几年的时间,他对中国社会最大的贡献是什么。我觉得第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“三个代表”理论的构建。共产党原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“阶级斗争”,所谓“阶级斗争”是把共产党看作是一个革命党,而革命党则讲工人阶级是先锋队,农民、资产阶级、知识分子要么是同盟军要么是阶级敌人,需要斗争。在这种理论下,社会被分成了不同的阶层,拼命搞政治运动,甚至在自己内部也天天搞纯化的政治运动。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社会精英被排除在执政体系之外。
在任何一个社会,知识分子都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。然而,在共产党早期的这些理论中,知识分子是“臭老九”,是被改造的对象。这种身份规定使得社会中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无法发挥作用,反而是文盲、无产者在领导。而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成了被批斗、被改造的对象,这个社会自然会走向反智。
老毛的这一套理论,也就是马克思列宁、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,整体来讲是一种革命的理论。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,邓小平实际上推翻了老毛的那一套。然而,邓小平并没有构建出一整套的意识形态。他的理论往往比较零散,像《论语》一样,每句话都很有道理,比如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”、“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”、“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,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等等。这些话都比较零散,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体系。
邓小平虽然破除了老毛的理论体系,但他并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“立”的过程。江泽民上台之后,在王沪宁的帮助下,重新构建了一套理论体系,这就是“三个代表”理论。所谓“三个代表”,实际上就是把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。它的核心思想是,共产党不再是所谓的“工人阶级先锋队”了,而是代表了最先进的文化、最先进的思想、最先进的生产力。全社会的各个阶层,包括知识分子、农民、工人,甚至资本家,都是共产党要代表的一部分。
这个理论体系与老毛的体系完全不同。按照邓的改造方式,共产党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共产党了。它在逐渐地变成类似欧洲的社会民主党,唯一的区别是它仍然是一党专政。假如说它搞政党轮替,意识形态上已经不再讲实现“共产主义”,也不再讲阶级斗争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理论已经被放弃了。然而,真正彻底抛弃这些理论的时间,是在江的“三个代表”理论构建完成之后,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。
这个理论体系非常重要,因为它构建了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。它允许普通老百姓从一个执政党的角度去审视共产党,并可以通过舆论监督、党外批评来评估执政党的合法性。革命党是不允许批评的,但执政党必须考虑经济发展和执政方式的正确性,否则老百姓就有权批评甚至要求改正。
在江泽民执政的十几年里,中国的改革进入了“深水区”。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,这在整个共产党国家里没有成功的先例。俄罗斯采用的是“脆性瓦解”的方式,通过“休克疗法”进行私有化改革,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,但也带来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和社会财富的损失。相比之下,中国的改革则更加复杂,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处理问题。江泽民的政府通过打破“铁饭碗”,推行下岗制度,使得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要么破产,要么获得新生。
改革的过程中,江泽民和朱镕基共同解决了价格双轨制的问题,这个问题解决后,虽然带来了通货膨胀和人民币贬值的阵痛,但最终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创造了条件。最终,中国通过加入WTO,正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,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。
江泽民最为人称道的贡献,莫过于他“到点下车”,实现了共产党国家里第一次按照任期制进行的权力交接。在2002年,江泽民将权力交给了胡锦涛,这一行为在共产党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。尽管他保留了一年多的军委主席职务,但总体上他对胡锦涛的施政没有太多干预。江泽民的这一行为开创了领导人干10年就下台的先例,并且不干预继任者的政策。
在江泽民时代,尽管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中断,但市场化、法治化的进程没有停止。那是一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黄金时期。媒体在那个时代也蓬勃发展,《南方周末》、《焦点访谈》、《东方时空》等平面媒体和电视节目相继诞生,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。
江泽民对于舆论监督的开放态度也值得一提。当年,《焦点访谈》曾经做过云南省一个镇长逼死镇上一个开饭店的人的节目,江泽民看完后立即指示云南省委书记第二天赶到中南海接受批评。这一细节显示出江泽民对于舆论监督的重视和开放态度。
江泽民对于西方社会的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也有一定的认可。他在哈佛大学演讲时,面对抗议者,表示他会提高自己的讲话声音,以确保听众能够听到他的声音。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令人怀念。
相比现在的时代,江泽民的时代显得格外令人怀念。每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感受到生活和前途的希望,而今天的我们则感到无尽的绝望。用现在的时代去对比江泽民的时代,确实让人感慨万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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